“好学生”也犯罪？隐秘的角落藏着不为人知的事！

作者：暖洋洋

编辑：8小时

美编：Zene

来源：微信公众号：京师心理大学堂（ID：bnupsychology）

在电影《伊甸湖》中，一对情侣为远离城市喧嚣，前往偏僻的伊甸湖度假，在这里他们与小镇的“熊孩子”们发生了冲突，这群“熊孩子”从最初的言语攻击，恶化到偷窃行为，最终进阶到残忍的肉体攻击，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路。

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中，即使是公认的“三好学生”朱朝阳，也让自己最初偏向善良的底色，逐渐沾染上犯罪的“恶意”。

而艺术往往源于生活，现实中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团体化的趋势[1]，如何有效避免、降低青少年犯罪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又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思考如何降低青少年犯罪行为之前，我们先谈谈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01

为什么青少年会犯罪？

人是复杂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困境，有的人选择堕落，有的人选择迎难而上。个体的选择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就不同，那么什么会影响个体去选择犯罪呢？

具体来说，青少年的犯罪动因主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

//1.内因：基因和神经生物学因素

研究发现，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对于犯罪的影响不可忽视。

犯罪个体的皮质醇、唾液睾酮与普通人有所不同，他们在人格上具有“反社会性”[2-4]。此外，这部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因而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更高。

但是，尽管有人认为存在“天生的罪犯”，可更多情况下，犯罪行为的产生往往由于外界因素所导致。如果有反社会基因的个体在良好的成长环境中成长，他们可能并不会成为犯罪者。

//2.外因：环境

1. 家庭环境

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紧密关联[5]。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容易使青少年产生自卑、被遗弃感、怨恨等消极情绪，且常常因缺乏父母管束而误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

说回朱朝阳，他长期缺乏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永远是在“还不够好”的阴霾中长大，缺乏与家庭的情感联结，情感需求不能在家庭中得到满足，因此与他经历相似的孩子往往更容易实施越轨行为。

2. 同伴影响

处于青春期的个体在心理上渴望被认同，而部分学业落后的青少年，正是因为难以得到认同，常常体验到挫败等负面情绪，因而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我，如加入社会小团体，渴望在团体中得到情感上的支持[6]。与此同时，他们更易受到团体中非主流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的负面影响，造成群体极化（在决策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化倾向，或转向冒险一极，或转向保守一极），实施越轨行为。正如《伊甸湖》中青少年以群体形式相互怂恿“做坏事”，最终逐渐极端化到实施犯罪行为，酿成惨剧。

3. 社会环境

个体周围的环境对其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影视媒体中的暴力画面、含有不当内容的书籍，极有可能诱导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价值观[7]，模仿暴力行为，走向犯罪之路。此外，在司法观念薄弱的地区，社区氛围较混乱，青少年可能并未深层次了解违法犯罪的后果，因而更有可能犯罪。

例如，一些大人即使面对犯下恶果的青少年，仍然辩解“他们只是孩子”，这样的开脱并不能让其意识到行为不当，反而助长其形成薄弱的司法观念，更有可能不计后果地产生犯罪行为。

可以看出，相较于不可控的“先天性”犯罪因素，从后天环境去预防青少年犯罪更行之有效。毕竟人是社会化的个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倘使改善“社会关系”，个体的行为是否会有所改变呢？

社会联结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2

从“联结”视角看青少年犯罪

社会联结理论[8]认为，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本能和倾向，而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的社会联结能够防止一个人犯罪。

赫希认为，如果青少年在依恋、承诺、参与、信念四个层面的社会联结较为薄弱，就更容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依恋是指个人对父母和学校在情感上的依恋，感情上的依恋越强烈，个体越不可能走向犯罪。有研究发现，和父母关系更好的人更善良，更有可能实施助人行为[9]。

承诺是指个人对传统的生活目标的追求。如果个人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他人的认可，那么他就不会冒着损害自己前途的危险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参与是指对传统社会活动的参加。如果一个人投入在学习、运动等传统活动中，那么他就鲜有时间去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情，并与他人建立紧密联结的人往往会获得群体的归属感，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实施犯罪。

信念指个人对社会道德和法律等规范的尊重，一个人如果能够接受和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或法制观念，那么他从事越轨行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认为，在后习俗道德发展阶段，儿童会力求对道德价值和原则做出自己的解释，更多地考虑道德的本质[10]。如果个体认可社会规范，那么他就能好好遵守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综上所述，社会联结理论认为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会建立起不同强度的社会联结，这些社会联结是阻止个体犯罪的主要原因，而当社会联结缺位时，人就容易从事违法犯罪行为。

03

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犯罪的青少年往往存在一些共性：与父母的情感联结较弱、学业挫败、从众成为社会小团体的一员......简单来说，他们缺乏与社会的联结！

按照联结理论的观点，如果增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能减少。

这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增强青少年的“依恋”“承诺”“参与”“信念”，有效预防个人实施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

学校层面：

1、加强情感教育的深度，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与学校的情感联结。

2、推进多元的评价体系。单一的成绩评价系统易激发部分学生的学业挫败感，引发厌学情绪，而青少年一旦脱离学校体系，在社会上更容易实施越轨行为。因此，学校老师可采用多种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家庭层面：

1、学生的心理健康根基在家庭。父母需要意识到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变化，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被称为“狂风骤雨”时期，个体在这个阶段自我意识增强，再次出现自我中心化，会非常关注自我。

2、父母需要关心孩子的情感需求，尽可能满足孩子归属与爱的需要。

3、采取恰当的沟通方式与孩子交流，争吵打骂等不恰当的方式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脱离家庭，拒绝沟通，而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易导致孩子与家庭的依恋逐步减弱，成为情感冷漠的个体。

社会层面：

1、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借助影视、报纸等媒体宣扬道德法律、正向价值观，让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正向成长，增强社会规范意识[11]。

2、完善人才培养政策，鼓励未成年人通过多层次的培养途径，找到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落实“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观念，增强青少年与社会的联结。

3、完善司法政策。很多青少年往往因为自己“未成年”的标签而肆无忌惮，因此在政策制度上，需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严重程度、年龄限制等界定。

04

结语

借用罗翔老师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也许都存在隐秘的角落，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要努力遏制内心的幽暗”。

如何遏制？社会联结似乎就是这样一股力量，它让人与人之间形成联系，散发柔和温暖的光芒，从而抚平人心的褶皱。

学堂君

相信读者朋友们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未成年人违法甚至犯罪的新闻，有时候，他们违法犯罪年龄之小、牵涉案件的重大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因此，网络上有不少降低甚至取消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如果有效，降低至多少岁更合适？还是直接取消，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视同仁呢？

参考文献：

[1]张戈曦.(2019).青少年犯罪现状及预防探讨.犯罪研究(03),36-43. 

[2] Banks, T. , & Dabbs, J. M. . (1996). Salivary testosterone and cortisol in a delinquent and violent urban subculture.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6(1), 49.

[3]Barnes, J. C. , & Jacobs, B. A. . (2013). Genetic risk for violent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disadvantage and violent crime: the case for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8(1), 92.

[4]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6), 556–563.

[5]孙丽伟 & 高志强.(2018).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的视角. 法制与社会(29),247-248. 

[6]谭林林.(2022).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教育社会学解释——基于社会失范理论.西部学刊(22),71-75.

[7]段水莲 & 曾鑫.(2024).社会失范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分析及防治.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01),64-68.

[8]赫希 & 特拉维斯. (1997).《少年犯罪原因探讨》，吴宗宪等译，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Katsantonis, I., & McLellan, R. (2024).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late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8(1), 59-70. https://doi.org/10.1177/01650254231202444

[10]Kohlberg, L. A. (1976).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pp. 29–53).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1]洪佩 & 高云娇.(2017).青少年流动状况与社会联结的差异性探讨.青年研究(05),27-37+94-95.

作者简介：暖洋洋。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京师心理大学堂（ID：bnupsychology），京师心理大学堂，北师大心理学部出品，奉行“打造中国最专业的心理学科普平台”的项目定位，努力将北师大心理学百年积淀奉献于社会，凝聚师生力量传播科学知识，让心理学走进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