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的婚姻与家庭——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困境

作者：左一

来源：微信公众号： Zoey左一（ID：zuoyixinli）

有时候，我其实挺为那些做关系修复的咨询师们感到沉重的。

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情感咨询师，可以说是在以一己之力，抗着一个时代的重量。他们所面对的挫败感，他们所面对的无力感，相较于做个人修复方向的咨询而言，简直是扛着沙袋跑马拉松。

虽然我们说，咨询本身并不是为了确保关系的存续而服务的，该分的就是应该分掉。但是在这个时代氛围下，面对“尽力做到好聚好散都已经很不容易了”的境况，怎么的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那些负面的东西甚至影响了很多咨询师他们自己对待家庭与婚姻的感受。

说到底到了这个时代，现代婚姻制度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局。

一、从家族本位到家庭本位

首先得交代一下大背景，在短短的不到100年时间里面，在我们这片大地上所经历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的是，多个时代特征在同一个时间段当中的层层叠加。

中国一直到老蒋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的结构主体，依然是家族——这是一个家族本位社会。

先不说民国四大家族，各个地方上，也都是乡绅或族长作为那个“大父亲”把持着绝大部分的权力结构。有些当然也是好人对吧，地方上的很多乡绅，为乡里造桥铺路，灾年开仓济民，开私塾办教育。我们很多地方上遗留的东西都是这帮大父亲搞起来的。而这种地方“大家族”，即便到现在也依然很多地方是存在的。

到了新中国的时候，整个社会结构以城市为核心，开始进入到家庭本位社会。

就是小家庭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而不再是大家族了——换句话说，那些具体的大父亲必须退位，他们需要让位给一个更大的“父神”。所有的父亲，都是父神的儿子，而不是另一个具体父亲的儿子。

“孩子—父亲—父神”简化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稳定性，提高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帮助这个国家，从分崩离析，各大利益集团斗争纷乱，一盘散沙的局面中走出来，重新成为了一个有主心骨的民族和国家，并且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从家族本位社会到家庭本位社会，毫无疑问，对生产力而言是释放的。就好像度过了俄狄浦斯期的少年，开始有了自己的力量，挣脱出大父亲的阴影，找到了上位的路径。拼命劳作就可以获得立世的基础，努力付出就可以换来自己小家庭的幸福。

有些人说当时的农民公社如何如何低效率之类，再低效率也一定是比当初的家族本位社会高不知道多少的级别。当然，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说，那批“具体的大父亲”中，也许会有挺多的无谓牺牲者。但是这就是时代的大浪，一个大时代过去，遍地都是尸体。人类的历史从来如此。

而那个时候的婚姻结构，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大家一穷二白了也就没那么多可以功利计较的地方，夫妻分工明确，革命家庭总是有着一个“大父神”在指导着未来，所以也有着共同信念。

日子虽然艰苦，但是生活确实朴素而饱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婚姻结构，就是理想下父权社会的小家庭结构——共同的目标，明确的责任，合作与分工，以及坚守一生的信念。

所以，网上也有人如此怀念那个时代——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是很冷酷的事实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主导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而这不是我们的意愿，文化，道德，习俗所能够约束的。至少我是更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的。文化性的变迁往往背后都是资源流动的移位。

二、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

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慢慢进入到自由主义的时代。虽然整个社会的面貌是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而且整个生活水平也是巨大的提升，民富国强，短短4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种伟大成就就是放眼人类历史都未曾有过。但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

只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另一方面是人均GDP的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逐步正在进入到个体本位社会了。

什么是个体本位社会？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人。我们从皇权不下县的家族本位社会，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家庭本位社会，到了现在“不能提供经济基础，不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关系就拒绝”的个体本位社会。

这里我认为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政策变化的，那就是非婚生子政策改变。新的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里主要是上户口，入籍等等原本各种障碍被扫清了。

这意味着，孩子的责任不再完全交给理想家庭模型了。虽然，现在的过渡期，单身母亲生孩子依然压力会很重。但是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福利，都开始倾向于儿童福利的保障，这必然会是一种趋势。

因为孩子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未来，也意味着这个社会除了根本的部分，例如民族存亡或者国家安危以外，面向发展性的最重要的责任。

而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本位，或者说最小单位是什么，就看政府与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孩子的大部分的责任承担人是谁？——从一开始的，家族来承担核心责任，到逐渐是家庭来承担核心责任，到之后，也许就由社会来承担核心责任。

在野外，很多野生动物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与安全的话，生下了幼崽，也是会选择自己吃掉的。很多时候，野猫也会把养不活的小猫叼到人类的家里去让人类养。我们是人，这么残酷的事情当然不会做。所以大家选择干脆不生，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事情。

如果我们需要维持整个族群的生育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生孩子这事儿变得轻松没压力。因为生育是一种本能，一个社会能够去抑制一个物种的本能，那一定是社会结构的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滞障。

三、人类的本能

在我看来，这个结构性的滞障，就是现代性发展与滞后的婚姻结构之间的冲突。

智人30万年、整个人类种群300万年的历史中，基本都是杂交繁衍的。这和很多后宫制动物的繁衍方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类这个物种，原本是不进行性垄断的。（这与后宫制繁衍的大猩猩完全不同，一个雄性占据多个雌性，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所以人类的雄性性器官在整个身体中的体积占比，也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就地球整个生物史而言，人类是最好色的动物，没有之一。

而开始出现族婚制在3万年前左右，大的部落会有一些断代的婚族制度，就是跨辈分不允许交配，主要是防止乱伦交配后生育畸形的情况。再后来差不多一万年前开始逐渐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就逐渐出现了跨族婚配的一些制度，而在一些游牧民族已经出现了早期父系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婚配制度。

逐渐到轴心时代，6000多年前，随着游牧民族南下与各民族的融合。各地文明都基本开始步入父系社会，以男性为轴心，一个男性对应多个女性的婚配制度基本普遍化，然后慢慢再演化为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直到200多年前资本主义阶层兴起，然后开始进入工业文明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绑定性关系的一夫一妻制。

一方面这意味着“父亲”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物种的本能，而是一个“意外”——人类经历了没有父亲的上百万年，直到6000年前，才正式的有了“父亲”。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也从未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角色，而是随着关系结构在不断的变迁着有关于“父亲”的内涵，特别是有关于从“父亲”延伸向“丈夫”的那部分。

四、婚姻与性

具体的男女关系结构的变迁，大家可以查阅很多资料去了解。但是总结而言，女性“忠诚”于男性的驯化历程，无论东西方，大家都已经经历了接近6000年。而男性“忠诚”于女性的驯化历程，到现在为止也仅仅只有200多年。也就是，文明来自于父性发展的“意外”，所以文明史始终是伴随着女性的驯化史的，是同一条线。而男性的驯化则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这是同一条线。

这里我们先来看，恋爱中的高水平激素分泌的持续时间为接近18个月前后，而后会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个属于本能的指征意味着什么？至少这说明爱情中的排他性，与婚姻中的排他性，并不是同一种机制。

一对青春期懵懵懂懂刚刚陷入爱情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对对方的占有欲。和一对5，6年的夫妻，他们身上所呈现的对婚姻关系中彼此忠诚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基于激素分泌，通过身体各种数值的变化，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本能。因为同样在于人类最近的近亲黑猩猩身上，也有明显的表达——刚刚陷入恋爱的猩猩，也会为了爱情而决斗，为了爱情而要死要活。

但是这种排他性是短暂的，当过了交配的季节，并且母猩猩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这种排他性就会明显的下降消失——所有的生物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基因的延续。

但婚姻是一种文化-心理机制。一对夫妻对彼此忠诚的要求，并不是来自于身体和本能的，更多的来自于一种文化性的要求。这也许很复杂，有自尊上的需求，有他者的凝视等等。它更为复杂，也更为精巧，它是一个社会压缩到最小单位里的基本设定。

例如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社会因为基督教力推“一夫一妻制”，所以在10世纪左右，西方社会就已经开始一夫一妻制的普遍化了。但是同样这种一夫一妻制所指向的，是继承权而不是性的垄断，所以导致了整个西方社会对待性的态度与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分裂的。——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那么注重血缘关系，而更注重的是财富与名誉的传承关系。

简单的说，长期男女关系的混乱，偷情，或性侵占（例如著名的初夜权）同样也是普遍化的。在中世纪时期，贵族的良好素养中就有一条，即丈夫如果撞见妻子正在偷情时，应当得体的退出来，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一个贵族应当有的涵养。

而同样在中国所实行的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这同样指向的是财富和权力的继承，但是它是有性限制的。例如一个男性可以娶妾，但是依然需要是通过官媒来明媒正娶，不能“私通”，不能去外面乱来。若是“官宦子弟欺凌良家妇女”，这甚至是会写上史书或地方志的“政治污点”。若非是乱世，一般来说，男女关系需要传承正统。而这部分对女性则更为严苛些。

所以这里所体现的是东西方最大的差别在于，西方相对而言更注重的是头衔的传承，而东方更注重的是血脉的传承。如果伯爵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但是他能够顺利带着自己的姓氏传承伯爵的头衔，那就问题不大。就好像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是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而后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同样也是个法国人一样。

东方不一样，在自秦汉时期就延续下来的家族掌握地方权力的社会结构，对家族血脉的继承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于官僚头衔或是土地的继承。一个人可以白身，但是家族还在，终有崛起的可能。

所以，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有性开放的土壤，而东方人是没有的。西方人有的是“性罪感”，东方人有的是“性耻感”。

性罪感指向的是个体与自身的对话——我和上帝的对话，我因为我的淫欲的原罪而需要去救赎自身，经历苦难。而性耻感指向的是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我和他者的关系是如何的，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说我，别人会怎么评价我，我因为他者的凝视而需要重视自身的道德表达，我需要一个牌坊来获得家族的认同。

五、专制的婚姻

而自工业革命开始，一点点进入到现代化进程后，基于资本主义阶级对旧有贵族阶层的反抗，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更倾向于“市民阶层”，那些有资产但又不是什么大贵族的阶层。

他们不希望国王或是贵族把手伸太长，来染指自己的妻子，他们也没有什么头衔需要传承，他们只是有几间房子，有个面包磨坊或是什么信贷机构，但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私有土地的普通人。这甚至于农场主们的诉求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作为在城市中的阶级，同时又是离那些大贵族那么近的阶级，他们需要的是被有尊严的对待着，同时也需要确保自己的资产传承是安全的。

于是新的关系模式，对彼此忠诚的贞洁理想，趁着新教兴起的势，开始普及到资产阶级市民——婚姻是受神的保护的，它是圣洁的而不是随意可以被破坏的。贵族老爷们，你可以不看我的面子，但是也要看下神的面子。

这既是阶级的反抗，同时也是一种对中世纪开始淫乱的普遍化的另一个方向的纠偏。而当现代化的进程自民国开始进入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时，则更为复杂了。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基础在于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是没有这个文化土壤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更为严苛的关系氛围——一方面女性被要求在一个父性的家庭结构中，遵从三从四德的旧道德，另一方面又是被要求遵从基督教伦理中的新道德。——一边是性耻感，另一边是性罪感。

一边是“他者”的裁决，一边是“自我”的原罪。他者的裁决得不到确认，而淫欲的原罪也得不到救赎。因为裁决的父亲早上个世纪就退位了——裁决迟迟不到。而可以救赎的神，也早就被赶下神坛了——没有人可以救赎。

这是一台在集体无意识深处悬置的戏剧冲突。

当一个社会有着某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大踏步的前进着的时候，例如革命家庭建设祖国，对抗列强，为民族崛起而团结努力，或是奔向富裕小康生活，享受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样子的家庭目标时，整体社会的多余“力比多”，会在一个严苛的超我要求下转向其他的发展性的突破上。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的稳定，同样也会带来家族/家庭结构性的稳定。

但是当一个社会开始迷失自己的理想目标时，首当其冲的，其实是一个个细小的分子化学键——一段段具体的关系。

换句更简单的描述就是——当大家都能够向前看或者向钱看的时候，关系相对而言是稳定的。当经济发展受挫或是社会理想缺失时，关系就首先遭遇到质疑。

现在不是有句话很流行么“如果一段关系既不能提供经济基础，又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能提供正面陪伴，我要它何用？”——听上去太合理不过了。这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想到？因为我们这代人更聪明不成？

这里的差异在于，婚姻对于现代人，是一个只关乎“当下且个人”的事情了。而婚姻之于过去的人们，是一个关乎“未来且很多人”的事情。

现代人的婚姻，看的是“此生”，看的是我的日子过的好不好，我的个人生活过的好不好，我的现在感受如何。这就是个体本位社会的基本理念。

而过去人们的婚姻，看的是“来生”，我的子孙后代过的如何，我有没有为子孙后代负责，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这一脉会不会凋零，会不会抬不起头做人，会不会受到发展的限制？

前者的责任指向的个人，后者的责任指向的子孙后代。前者的婚姻是“合作者”，后者的婚姻是“家族代际传递的命中人”——我的个人命运是编织在家族的命运中的。

六、未来在哪里？

所以交代了一圈背景以后我们再回到心理咨询与关系调解上来。——我们调解的还是一个婚姻关系吗？我们是站在一个个人主义视角下在调解，还是站在一个家族视角下在调解？

那些技术性的东西解决不了根本性的困境，那就是婚姻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命运”这个现实。

即便我们多么渴望一段理想当中的婚姻，但是社会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车轮不断往前滚着。

旧的可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旧的有非常多符合我们审美和理想的东西。

每一个时代它都是中性的，有好有坏，而不是所谓的线性向上的发展着，这个时代与古代某个朝代，甚至是某些乱世而言，都不一定能好多少，除了物质资源以外。问题在于它从不停留。它就是那么往前不断的在滚。

在一个个体本位社会中，我们从坚守着一个脱离了基本文化土壤的关系设置这个视角出发看的话，它只是一种只剩空壳的文化惯性，这如何能长久？

这让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人类关系中真正的最小的结构性单位是什么？？

我以为其实是“母亲——孩子”，人类从二元关系的原始部落的时代，借由父亲的出现，进入到三元关系的文明发展的时代。

“父亲”带领着人类，克服万难，建立了现代社会的一切——但说到根本上，父亲依然只是一个第三元的外来者——它创造了文明，但它不负责人类的延续。而当我们如今所面临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延续”时，才是世界面临撕裂的原点。

父亲的答案是“创造第四元”，而母亲的答案是“回到自然”。

所谓创造第四元，就是创造一个人类之上的东西，例如硅基生命体——这个视角里，人类本身是被抛弃的。就让这个落后的物种渐渐消亡吧，总归是要有进化的，新的东西肯定是要取代旧的东西的。新的儿子会带着人类的未来，前往广袤的星辰大海。

而就人类自身来看——“元”叙事早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人类还是否需要一个“父亲”？既然如此，我们是否需要回到那个自然原点上，让时间停下，停在此生与此时的永恒中？如同数万年前人类静止的部落生活一样？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谁也没有答案。只是人类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也渐渐撕裂为两半。我们个人亲密关系的经营只是具体问题，但是婚姻结构背后，却蕴含了一个人类的终极问题。

依靠我们个人去解决一个终极问题，这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此时此生，尽量努力创造一个可能还能偏安一隅的时代大浪中的位置。

但是，它能存在几年呢？人工智能的浪潮在袭来，下一个时代的序幕在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来与不来之间走钢丝式的摇摆。下一个20年，人类走向哪里本就是一个迷。而在这个迷当中的婚姻，又哪还能独善其身呢。

但是我想，那些不愿意再结婚的年轻人们，一定会找到下一个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模型。一代又一代，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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