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的印记

01

近日和学生谈到「死亡」的话题，我分享了两篇文章。

一篇来自美国医生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著作《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

卡拉尼什在壮年，一个医生原本应该迈向巅峰的年纪，却不得不切换身份，从医生切换为病人，这使他对医生工作，以及生命意义展开反思。

另一篇文章来自《亲爱的提奥》，这本书收录文森特・梵高写给弟弟的书信。

在梵高的书信中，我们能读到梵高对艺术的热爱、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与情感，以及对弟弟的爱、友谊、愧疚与羞耻。以上种种，在梵高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饱受生理与心理疾病折磨时，更显深刻与复杂。

两篇文章，一个从医治者的视角，一个从被医治者的视角，我们都能在其中看见当人类面对死亡之时，正是开始省思生命之日。

02

从存在心理治疗的角度，死亡是丧钟，却也是敲响生命意义之钟。

就像哲学家海德格所说的，人只有在真正面对死亡时，他才能真正开始学会如何活着。因为多数人——包括你我——在我们活得好好的时候，在我们吃喝拉撒都很顺畅时，我们都会忘记我们会死，忘记我们身为人的脆弱。

对人之脆弱的「遗忘」，在另外一位哲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看来，是一种人类保存自身的自然反应，这点和心理学家佛洛伊德晚年对死亡焦虑的观点有所类似。他们都认为，人天生对死亡存在焦虑，乃至于恐惧，于是面对死亡，人会自然采取一些心理防卫的机制，好抹除死亡焦虑。

「遗忘」自己会死的事实，便是消除死亡焦虑极为有效而常见的手段，这个手段无须通过后天学习，而是来自我们的先天禀赋。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问孩子：「死亡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答得出来，因为死亡离他很远，远到难以想象。

当我们问青少年：「死亡是什么？」，他们不大容易答得出来，因为他们对死亡很懵懂，且自身正处在炽热的年纪，死亡就像让人好奇，但不至于让人仿效的犯罪小说。

当我们问成年人：「死亡是什么？」，成年人的回答往往丰富，因为成年人离死亡靠近得多，他们年迈的父母会是他们认识死亡的引路人。同时，随着身体逐渐步入中老年，逐渐明显的面部皱纹、斑点，日渐稀疏的头发，以及面对地心引力逐渐败下阵来的肌肉、关节，和不再能够在熬夜后迅速恢复精神的事实，都在向成年人一点一点揭开死亡的面纱。

然而，当我们问某些老年人：「死亡是什么？」，我们似乎又像在问孩子一般，收获许多沉默。这倒不是因为老年人相较成年人远离了死亡，而是他们离死亡太近，近到他们背向死亡的阴影。他们需要通过类似的方式让自己喘口气，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未知的问题、不切实际的小说或逐渐揭开的谜。死亡就在他们身边，随时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我们年轻时，我们每天上床睡觉时，我们通常不会怀疑，甚至不会想到「这一觉，我会不会一睡不醒？」，但对老人而言，他们每晚都有充分理由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他们会问吗？通常不会，这是一种忌讳。包括忌讳他人提及类似的话题和语汇。

可是死亡教育就和性教育一样，不会因为你不教，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选择逃避永远是个保持自我意识稳定的好方法，毕竟只要我们背对火灾现场，我们就可以假装火灾没有发生。

当然，死亡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但当我们背对死亡，至少我们可以期待死亡突如其来给我们一个痛快。这似乎比时刻活在焦虑中，却不知何时会死，好得多。

03

「好得多」，这三个字真是有意思（至少对我而言）。

「好」和「不好」相对，意指一件事情或物品高出标准，比如一顿好吃的饭，表示这顿饭超出「达到喂饱肚皮」的餐饮标准。

「多」和「少」相对，形容超出足够程度的状态。比如一个人赚得钱足够温饱，我们不会说他拥有很多钱，但如果一个人赚钱除了温饱，还能用在许多温饱以外的娱乐项目，那么我们就会说他拥有很多钱。

但「好得多」虽然兼顾「好」和「多」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却形成相反概念，偏向「不好」和「少」。

好得多，是一个人安慰自己的话语，表示「情况虽然糟糕，但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呢！相较之下，我就别再自怨自艾了吧！

假如生意失败，可以对自己说，「虽然赔钱赔了一屁股，但比起赔到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同行，我情况好得多。

「好得多」的思维，有时让我们确实能在面对损失与痛苦时，得到舒缓的空间，达到所谓的「放下」。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思考被自己压抑或遗忘的心声，好得多就成了「差不多」、「我肯定不行，还是放弃吧！」的自弃之声。如果一个人长久这么想，他就陷入心理咨询所说的「习得性无助」，也就是一个人他已经习惯自己是糟糕的、失败的、不可能获得帮助，进而，他就真的在明明有机会实现理想时放弃，在遭受挫折与不公平待遇时不去求助。

一个正常人，在濒死时，即使客观上来说没有获救的希望，他还是会挣扎一番。

习得性无助的人，则是一位明明可以不死，却彻底放弃挣扎的人，这将成为他最终的死因。这使得这场死亡更像是一场悲剧，并且很容易在社会层面得到一些人片面地指责，他们会指责因此而死的人：「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然而，校园中有些放弃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因为习得性无助而放弃学习。但因为放弃貌似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于是某些大人就能指责他们咎由自取。

这是教育最难的地方，就是当你面对某些放弃的学生，你要让对方走出习得性无助，让他愿意拿出勇气，做出尝试。

这真的不容易，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刚开始学习打羽毛球，你身边的人总说你「手笨」，你努力几次，得到的反馈还是「手笨」，那么最后你可能就会接受「我是手笨，我不可能打好羽毛球」的评价。

之后你就真的一直没学会打羽毛球，然后这时有人说：「是你自己不愿意学。」

类似的情况在校园内外，社会各处都会出现。

04

我们能做的，就是少给予评价，给予对方更多尝试与发挥的空间。

有时，当我们给别人空间，其实就是在给我们自己空间。

当我们愿意让对方尝试，与此同时，我们就能告诉自己要放低期望，跟对方一起慢慢来。

比如当父母急着要孩子学会拿筷子，孩子一时半会儿学不会，父母就会焦急，甚至愤怒。

但如果这位父母不要那么急，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可以更从容地面对孩子，避免因为情绪口出恶言，或让孩子笼罩在压力中。

当他们这么做，他们将会发现孩子不容易紧张，事情更容易做好。这又回头对父母形成正面反馈。

有时，我们逼迫自己一定要在某某年纪、某某阶段成功，这对我们能够造成一些激励作用。

但有时，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空间，因为某些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并不实际，更重要地，有时压根不是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无论在咨询工作中，或是在教育现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在做的事情都像是在促进一个人学会「放过自己」。

如前面所述，放过自己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合理地给自己空间成长，把事情做好；给自己一些正面反馈，避免落入习得性无助，尤其面对他人的评价和打击，我们不用非得当一回事不可。

最后，我们要接受我们身为人的脆弱性，也就是我们会死，我们不完美，我们会犯错并在很多时候需要他人的帮助。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有机会让自己在当下活出真实的快乐。

在我看来，这就是活着的印记。

活着的印记不是立功、立言、立德，不是实现他人眼中的成就，而是当我们觉察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时，我们能极为放松且自然地感受到快乐。

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前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小脑袋装的大哲学》、《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公众号："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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