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后，如何面对亲密关系中的「次生灾害」？

作者：吴    希

责编：高文洁

编辑：崔   琪

美编：杨婉婷

来源：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

最近刷朋友圈，有人拍摄晚高峰的马路上车灯闪烁，有人记录和伴侣时隔三年终于出门旅行，不禁让人感叹，正常的生活终于慢慢回来了。

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疫情三年遗留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些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爱之间的张力和挑战，依然存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多维度的激增压力源，总的来说，分为以下几类：

· 疫情的“次生灾害”引发的现实压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影响、失业和不稳定的住房，给关系带来了重大的外部压力（Andrasfay & Goldman，2021），此外，也有不少伴侣因客观原因不得不经历异地或者现实问题引发的对关系的重新评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的迷茫、捉襟见肘的金钱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争夺都给关系增加了一层乌云密布。

· 长时间居家工作生活引发的冲突升级：

无法区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共享空间的增加与私人空间的减少，共处一室不得不面对各种日常琐事的“极限挑战”，激增的家务工作与育儿分工带来了新的现实压力（Goodboy，2021），尽管居家办公逐渐成为“过去式”，但引发的冲突升级可能给关系埋下了一颗不和谐的种子。

· 疫情引发的个体心理压力：

自己及身边人健康问题引发的死亡焦虑，不稳定的环境引发的屏障失灵与“替代性创伤”，由此激活的个体无意识的防御反应（如神经质重复和强迫性行为）和未解决的童年议题（不安全依恋模式）等，都使得个体的心理压力激增，甚至精神疾病恶化（Blackman，2020)。

其实，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下降

我们应对突然的外部压力，会经历一个不同压力反应的过程，心理学家Selye (1956)将压力反应描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警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感知到危险（此时，危险并不一定是现实意义的危险，泛指由不同压力源带来的刺激），身体产生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第二阶段为阻力。一些心理咨询师也会将其称作防御（Blackman，2003），这个阶段，个体将会发展耐受性以适应压力带来的痛苦（Kernberg，1975）。

第三阶段 Selye 称为精疲力尽，类似于 Kris (1956) 所说的应变创伤。精疲力竭时，焦虑或情绪耗竭的程度会达到人们无法再用自我功能和防御机制来管理它的强度。他们不知所措，功能失调，并且可能会经历一般的身体痛觉。

在 Selye 的模式中，应变创伤涉及从抵抗到疲惫的转变，不同阶段均包含了神经递质与激素的过度分泌。

尤其在第一和第三阶段时，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激素大量产生，边缘系统激活，引起身体过度警觉和超负荷，在这个时期中，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易激惹的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表现出破坏性的应对状态。

了解我们在应对压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影响，对身处其中的自己或者伴侣会产生更多的理解。

但是，压力一定会导致彼此的攻击和关系的破坏吗？

并非如此。

因为作为共同面对激增压力源的一份子，伴侣可能是彼此唯一的支持系统。这可能会带来心烦意乱，也可能会让关系更亲近。

一方面，激增的压力对亲密关系带来了挑战和负面的影响。疫情期间，一些亲密关系经历了关系质量的大幅下降，甚至关系的破裂，被称为亲密关系幸福指数的“疫情下降COVID-DIP”（2022），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高水平的外部日常压力会导致内部压力有关（Estlein＆Lavee，2021）。

而另一方面，一些夫妻可能从危机中受益。近期，美国一项大范围的调查显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伴侣中，56%的伴侣关系报告了亲密感上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因为伴侣在疫情期间将共度难关视为重新建立联系和重塑关系的机会，从而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冲突（Hendrick，2020) 。

可见，新增的压力源与升级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会提升亲密感——这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我们看待压力的视角，以及我们应对冲突的方式。

我们通常会用四种方式应对冲突

心理学家Caryl Rusbult (1982)按照“破坏性-建设性”（是否有利于亲密关系）、“主动-被动”（公开或者逃避面对问题）两个维度，将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的方式分为四类：退出、忽视、协商、忠诚。

· 退出：破坏性＋主动应对

退出指的是以主动、但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粗暴地回应，对伴侣大喊大叫或者大打出手，利用分手或者离婚威胁对方，强硬地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这里的退出，并不是回避的意思，而是说一旦冲突发生，就退出了“好好解决问题”的模式。

· 忽视：破坏性＋被动应对

忽视指的是以被动、同时破坏性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例如不直接跟伴侣讨论关键性的矛盾，反而因为与矛盾无关的事情指责对方，自顾自地与伴侣拉开距离等。

忽视的应对方式很容易让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陷入两种恶性循环：一种是“追-逃”模式：一个人越想逃离冲突，使得另一个人更加逼近、想要施加更多的压力（Millder & Perlman，2010）；另一种是由于长久地忽视，导致关系越来越趋于表面和谐、内在积怨。

· 协商：建设性＋主动应对

协商是一种积极应对冲突的方式，协商者往往会跟另一半共同讨论问题，试图通过沟通来恢复亲密，当协商者认为两个人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积极寻求第三方（例如朋友、家人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这种应对冲突的方式，有利于关系进入一种相互尊重、积极反馈的正性循环。

· 忠诚：建设性＋被动应对

忠诚的应对方式是指一个人虽然不会主动交流，但也并不回避交流，他们往往会对关系保持乐观、静静等待情境的改善，在沟通过程中，忠诚者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像忽视者那样，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因此，忠诚是一种被动的、但同样有利于关系发展的冲突应对方式。

给“暗潮涌动”中的伴侣三个心理锦囊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这样描述现代城市中的爱情：“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

只有重大变故——比如鼠疫，比如新冠——才能打破这种麻木。当一切正常、平稳运行的时候，我们或是怠于思考，或是缺乏新的视角。只有踩下刹车，轨道逐渐偏离时，我们才有了推翻一切习惯、重新审视世界，认清自我和关系的动力。

疫情三年，对共同经历“暗潮涌动”的伴侣来说，既是共患难的挑战，亦是个人成长与发展关系新视角的机会。有三个心理锦囊送给你：

 锦囊一 

用发展中的视角，

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你的意义

“陪伴是长情的告白，也是救命的浮木。”人作为社会动物，发展亲密关系并在其获益是本能亦是礼物。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是贯穿一生的，亲密关系是个体重要的资源。伴侣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展自我、甚至在关系中呈现自我被压抑而无法表达的部分，让我们得以在更多维度表达自我、发现自我。

不确定的大环境下，亦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归亲密关系的小环境，不妨用发展的视角看待此刻涌动的暗流，将其作为筑基和蓄能的机会，重新思考伴侣和关系对于自己的意义。

 锦囊二 

用三个“不”，来提醒自己

如何发展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人们在压力应对模式下，很容易丧失理智。一个快速有效的三不口诀，可以帮助我们在无法理智思考时及时暂停，恢复关系中更多建设性的冲突应对方式：

· 不要逃避：吵出来比冷战对关系要好

研究发现，有40%的人会在感到冲突和恼火时，选择不告诉伴侣（Millder& Perlman，2010）。事实上，比起这些没有被表达的冲突，直接发生的争吵对关系有更多积极的作用，它能满足人们在关系中自我表达的需求。

心理学家的共识是，一场建设性的沟通可以增进亲密性，双方在过程中都是赢家，会取得更多积极的结果（Bach&Wydan）。

· 不要口出恶言：关注情绪状态，进行“非暴力沟通”

人在应激状态下受到肾上腺素的影响，容易做出负面的、不当的回应，也可能会对于关系中的敌意过度警觉甚至曲解对方的动机。

当发现你或你的伴侣处于“警报”或者“精疲力竭”的压力应对阶段时，那么你需要先释放你的攻击性，或者先对自己、伴侣的状态进行安抚（比如先去房间里深呼吸一会，或者撸撸猫），再开始双方的交流。

建设性的应对冲突的方式的核心，在于人们面对冲突时的自我控制。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愤怒、控制住自己恶意的念头，用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有助于我们将原本可能带来伤害的冲突，转变为促进亲密关系的工具。

· 不要负面循环：识别冲突关键点

我们会在亲密关系中投射个体的内部依恋模式，个体在关系中的创伤也常在关系中无意识匹配。伴侣咨询中，心理咨询师会鼓励帮助伴侣识别和标记冲突中的关键点。

 锦囊三 

涵容关系中曾经的敌意与破坏，

理解挫折、拥抱脆弱、哀悼丧失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自己在关系中的伤痕来到了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曾经的敌意，是我们心中的刺，亦是心中的伤。

“像没有被伤害过那样去爱”是一句鸡汤，更像一个决定。或许时钟再拨动10年、20年以后，回望此刻的疫情三年，只觉挫折、脆弱、丧失已化为亲密关系中成长的养料。

我们无法否认，疫情三年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不会在抗原转为一档杠的时刻消失殆尽；同样无法否认，除了新冠之外，我们的亲密关系还面临着许多外部不可抗的威胁、突发事件和不确定性因素。

——你我都必须在这些暗潮涌动中去改变、去成长、去接纳、去疗愈。

如果今天的文章对你有所帮助，欢迎「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见。祝，新年快乐。

参考文献

Andrasfay, T., & Goldman, N. (2021). Reductions in 2020 US life expectancy due to COVID-19 and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Black and Latino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8(5), 1- 6. 

Goodboy, A. K., Dillow, M. R., Knoster, K. C., & Howard, H. A. (2021). Relational turbulence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in-subjects mediation by romantic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6), 1800-1818. 

Blackman, J. (2003). 101 defenses: How the mind shields itself. New York: Routledge.

Blackman, J.S. A psychoanalytic view of reactions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China*. Am J Psychoanal 80, 119–132 (2020). 

Selye, H.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Selye, H. (2011). General adaptational syndrome (GAS)—Theory of stress. Nursing Theories. https://www.currentnursing.com/nursing_theory/Selye's_stress_theory.html. 1972.

Kernberg, O.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Aronson.

Kris, E. (1956). The recovery of childhood memories in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11(1), 54-88.

Rusbult, C. E.,Zembrodt, I. M., & Gunn, L. K. (1982). Exit, voice, loyalty, and neglect: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involve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43(6), 1230.

Millder, R., &Perlman, D. (2010). Intimate Relationship. New York, NY: McGraw-Hill Company.

Hendrick, S. S., & Hendrick, C. (2020). Romantic Love in the Age of COVID-19.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5(6-7), 540-543. 

Estlein, R., Gewirtz-Meydan, A., & Opuda, E. (2022). Lov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 systematic mapping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ne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Family Process, 61, 1208-1228. 

作者简介：吴希，北师大方晓义教授婚姻与家庭团队成员，一位注重循证研究与临床体验结合的心理咨询师。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家姻心理（ID：gh_b23d067f4e3c），家姻心理是由北京师耘家和科技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品牌，致力于为婚姻家庭、婚姻家庭咨询师和相关机构提供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咨询电话】：010-62279199